中国历史上，出现过许多或大或小、或统一或分裂、或汉族或少数民族的国家政权，它们都慎重、精心选择并大兴土木地建设自己的国都。由于各自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战略的不同需要，以及政权在不同的时期，会选择不同的城市。同时，风水也起到不小的作用。这样，中国就成了世界上迁都最频繁的国家。
纵观历史，迁都之频繁令人震惊。中国封建社会历时两千多年，建都地点数以百计。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。埃及从古代到现代，首都的变动限于尼罗河的下游的底比斯、孟菲斯和开罗一带。古罗马帝国和现代意大利首都一直是罗马。巴黎在五世纪是法兰克王国的首都，今仍是法国的首都。日本的首都也只是在京都和东京之间，英国的首都一直在伦敦。更不用说，美国的历史很短，就呆在华盛顿。
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多少古都，尚未得到一致意见，有的说219处，有的说187处，还有的说414处。但大的古都通常认为是6个，即西安、洛阳、开封、杭州、南京、北京。它们依次更替，反映了中国古代首都迁移的基本轨迹。
黄河中下游是我国早期文化汇聚繁荣的中心地带，也是我国早期国都变迁的主要地区，在这条东西连线上，国都来回迁移。迁移的走向为从东到西，然后又从西到东并一直延续到现在。
周朝取代商朝，使国都所在地向西迁移。因为周朝的政治中心是在西部的关中地区。从周朝开始经营关中平原的西安地区，此后这里遂成为“历代帝王州”。地处西安西面的周原是周人崛起的地方，建立了国家。其第一个国都建于此，为岐邑。后来随着势力的发展，周文王又向东迁到丰京。武王时期又进一步扩建并定都镐京。丰京与镐京隔河相望，共同构成西周初期的政治和文化中心，通常丰镐并称。丰镐二京的建设是对西安地区的最早经营，为秦汉隨唐开了先河。从地理位置看，秦的咸阳城、汉的长安城和唐的长安城都在丰镐的附近和周围。在西安地区建都的先后有西周、秦、西汉……隋、唐第十个朝代，历时1060多年。
之所以如此，是由地理和历史的多重因素决定的。西安于位“八百里秦川”的关中平原中部，四周有山水环绕。这里河流密集，地势开阔，最宜建规模宏大的都城。这里农业发达，物产丰富；与南方的汉中平原相连。在军事上，南有终南山，东有骊山，有易守难攻的函谷关和潼关，以及黄土高原上特有的沟沟坎坎，都是天然的屏障和防线。
洛阳与长安一起发展起来的，是我国古代国都的一对双星座。它们一东一西，把黄河中游的两个地区连接起来，使政治力量的分布在东西部保持平衡。在历史发生变化时可以来回迁移，使政治中心有一定的回旋余地。有些朝代把它们都作为首都，或者把一个作为陪都。
洛阳位于河南西部的伊洛盆地，是一个物产富饶的地方。汉朝初年，刘邦本想在洛阳建都，因接受娄敬和张良的建议而定都于长安。
东汉光武帝即位后，正式迁都洛阳。东汉时，洛阳的工商业曾盛极一时，是世界上著名的繁华大都市。东汉末年洛阳曾遭到严重破坏，到魏文帝曹丕称帝才迁都洛阳并进行重建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我国经济重心东南移，关中和中原的生产遭到很大破坏，使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分离。这使洛阳的地位显得更为重要，因为洛阳离东南方经济富庶地区比长安更近，交通更为便利。北魏在统一北方后，孝文帝意欲统一全国，想从大同迁都洛阳，却遭到部下的反对，就假装领兵南伐，到达洛阳时突然在此定都。
隋朝前期定都长安，因嫌汉长安旧址太小，就在南面建新城，名为大兴城。唐代的长安实际是隋时建的。隋炀帝登基后，决定迁都于洛阳，遂大兴土木。隋炀帝在建东都洛阳时，又下令开挖运河。运河修成后，洛阳西到长安，南达杭州，北抵琢郡，东到海边，水路畅通无阻，使洛阳经济更为繁荣。
唐朝定都长安并使中国封建时代达到光辉顶点，这并不说明洛阳不重要。事实上，在唐朝，洛阳的地位与长安的地位不相上下，有时候超过长安。唐高宗常往来洛阳、长安之间，称两京为“东西二宅”，唐玄宗则称为“东西两宫。”而长安的地位得以维持，是因为隋朝统一中国以来，北方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，加上运河的开通，长安的供应得到保障。同时，唐朝国势强大，需要向西扩展领土，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，理所当然地成为帝国的首都。即使这样，也要洛阳辅之。
安史之乱以后，北方经济受到破坏，唐朝势力削弱，长安作为首都的弱点也暴露出来，因为南方的粮食运到长安，若走水路需要经过三门峡之险，而走陆路更为困难。所以后来的一些政权在洛阳或开封建都。
古代的国都东迁，从西安到洛阳仅仅是第一站。从宋朝开始，国家的政治中心从洛阳迁到开封。
开封，称为大梁，又名汴梁，位于河南东部大平原上。开封城最早建于春秋时期，郑国的郑庄公命人在此筑城，取开拓封疆之意，命名为开封。以后，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梁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、北宋以及金朝后期，都曾在这里建都。
由于经济重心向东南转移，政治中心从西部的长安向东移到了洛阳。这是一大进步，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。相比之下，开封所处的地理位置更利得多。它地处北方，没有离开北方的政治重心区，同时距东南富庶地区很近。更重要的是这里河流纵横，漕运十分发达，又紧靠华北大平原，农业发达。经济上的有利条件，是开封成了新的政治中心的根本条件。
宋太祖一度曾因开封城在军事守备上的不利而欲定都洛阳，最终而放弃了。因为不利守备可以增加兵力，而经济的有利条件难以舍弃。经过全衡，采取了一个勇敢的战略决策，毅然把首都设在濒临汴水的汴梁。以而解决隋唐两朝不能解决问题，使早已分离了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通过便利的漕运而结合起来。
从地理位置说，西安——洛阳——开封连成一线，洛阳居“天下之中”最易建都，这历代所公认，西安有点偏西，而开封有点偏东。如果没有特殊情况，最好以洛阳为都；如果西部边疆成为重要问题，那么可使西安为都；如果政治重心东移，则可以开封为都。从这方面看，既然开封已偏东，和东南经济重心地区发生有机的联系，因此，如果没有意外，以保持稳定，国都不易在往东迁。
然而，国都进一步东迁的意外出现了，这就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。
946年，辽兵铁骑南下，踏破开封，纵兵大掠夺，繁华都市成为一座空城。从此以后，被动防守。1125年，金灭辽后随即将矛头直指开封，攻陷京城，烧杀抢掠，并掳获徽、钦二帝，及皇亲大臣三千人而去。开封更是一洗而空。
1127年靖康之变后，宋高宗放弃中原，节节南逃，最后定都临安（杭州）。严格地说，南宋不是中华帝国统一政权的国都，它只是一个偏安一隅的分裂政权的所在地。因此，后来的政权统治者都不再以杭州为国都。
元朝统一中国后，定都了大都（北京）。这是由蒙古政权的统治需要所决定的。
明朝初期定都于南京。南京地处长江下游南岸，位于江淮平原之上，在此前是一个著名古都。在魏晋南北朝时，南方政权（吴、东晋、南朝）凭借长江天险同北方政权对抗，就选择这个“龙盘虎踞”的南京作为首都。当然这只是分裂政权的首都，从明朝初期开始才成为统一中国的首都。
明朝初期，朱元璋就有迁都北方之意，地点在长安、洛阳和北京之间权衡筹虑。长安交通漕运不便先被否定，本欲迁都洛阳，又因太子死亡而搁下来。永乐帝发动“请难之役”而攻占南京夺取大位后，才由南京迁都北京，将元朝的大都，始称北京。明朝之所以迁都于此，主要是军事目的，即控制北方地区，对抗北方少数民族南下。
清朝统一中国后仍定都北京。经过几个朝代的经营，北京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国都的精典，为其成为新中国的首都打下了基础。
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借助风水先生的智慧，对定都很有的研究，还有一套理论，即选择都城必“前有照，后有靠”。前面要有水照，后面要有山可靠，这样才稳当。而事实似乎也验证了这个理论。
开封、洛阳、南京均为几朝古都，因其只有“照”，没有“靠”，所以王朝均短命。
长安则是前有“靠”，后有“照”，顺序颠倒，似乎也不行。隋朝短命不用说。唐朝历史较长，但中期离乱纷纷，仿佛骑马迅跑一阵子，立即人仰马翻了似的。
